说名道姓：姓名字形的特殊性
三国读到死，不认识李催郭杞——姓名字形的特殊性
写这段前，先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镜花缘》第八十六回中这么一段故事：
紫芸道：“都已饮了，说笑话罢。设或是个老的，罚你一杯。”玉儿道：“就从我的姓上说罢。有一家姓王，兄弟八个，求人替起名字，并求替起绰号，所有名字，都要形象不离姓。一日，有替他们起道：
第一个名唤王主，绰号叫做硬出头的王大。
第二个名唤王玉，绰号叫做偷酒壶的王二。
第三个名唤王三，绰号叫做没良心的王三。
第四个名唤王丰，绰号叫做扛铁枪的王四。
第五个名唤王五，绰号叫做硬拐弯的王五。
第六个名唤王壬，绰号叫做歪脑袋的王六。
第七个名唤王毛，绰号叫做弯尾巴的王七。
第八个名唤王全，绰号叫做做不成的王八。
一个王字化成八个绰号：“主”为硬出头，“玉”为偷酒壶，“三”为没良心，“丰”为扛铁枪，“五”为硬拐弯，“壬”为歪脑袋，“毛”为弯尾巴，“全”为不成八。字形变化奇诡，讽刺淋漓痛快，是为汉语人名系统才有的特征和优势。
在文字形体上，汉字90%以上是合体字，汉族姓名便充分利用汉字形体变化自如的特点，或分合，或增损，或变形，或重构，充分地展示了汉姓名变化无穷的魅力，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宝库提供了一份宝贵财产。
本文不花笔墨去渲染汉名以这些特点为据，而在其自身上施展的情况，志在讲述姓名形体的特殊性，即这些普遍特点之外的东西，然而这些“性”外之物，又或多或少地带有这些共有的特点。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的第一特殊点是用偏僻字。名字向偏僻处发展，目的在于避免雷同。在这方面，武则天父女又是出头鸟，武氏其父名武士彟，彟，乃约的异体字，如干脆写成约，又恐过于通俗，不足以显示其文明程度之高。有其父必有其女，武后的命名亦嗜偏僻，不仅要偏，还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干脆据自己的原名结合诗句“日月当空照”造了一个字“瞾”，用以作为自己的名字。武氏其名最后为人所知，并非是用字僻，而是她本人是有名的女皇，人们不得不作为常识去寻经问典，查而记之。
象武后这种造生字以为名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
姓名用字太僻，不会有啥好处，除非你是名人，人家非认识你不可，才去认真考究，否则，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哄带骗地蒙混过关，不尊重你的，甚至不屑去理你，见了你绕道走。取字冷僻，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其一，违反了语言规范，其二，自己要选择来做人格符号的都令人写不出，呼不来，记不住，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还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
这里再说几个僻名被人念错闹笑话的例子，以作例证。如夏丏尊，陈宧，被不少人念成了夏丐尊、陈宦。丏，音勉，是眼睛看不见的意思，夏翁取此为名，可没有让人把他当成叫化子的打算的；宧者，同颐，养也，并非宦宫的宦字。这种例子不限于今人，亦有不少此类笑话，哪怕你是几千年前的老前辈，只要你的名字超出了我的常识，我就要歪呼邪喊，反正你不能从土中爬起来打我的板子。有句笑话叫“三国读到死，认不得李催郭杞”，是为讥市并把李髉（亻旁）念成李催，郭汜念成郭杞也。清嘉庆皇帝不认得祁字，每次都把翰林祁隽藻呼为初隽藻，祁翰林明知念错，也不敢斗胆解释，左右的人也不敢当面更正，只得沿用圣上的称呼，后来祁拜相，祁相无形中被人改为初相，这虽则是对封建皇帝天纵圣明的一大讽刺，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僻名怪性之风不可取。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的第二个特别点是字体的变形和书写方式上的简省，这也是与正常文字背道而驰的两种现象。姓名书写字体的变形主要源于避讳。避讳的情况在后文有交待，这里不说，单讲避讳引起的字形变化。一是正常的名字被其他同形或似形、音似的字所代替，《史记》中凡有“谈”字的地方都被改为“同”字，苏轼为人作序，写“叙”而不书“序”，乃因司马迁父亲名谈，苏父名序。太平天国时期，曾颁发《天朝钦定敬避字样》，为避上帝和幼王洪天贵福讳，上海被写成“尚海”，桂福省被写成了“桂福（衣足旁）省”——又诞生了一个别字。
二是正常的字被其它字所代替。如汉景帝姓刘名启，《史记》在行文时即用某代启；宋文帝名义隆，《宋书》在行文时即用讳代义隆。
三是以空字或缺笔来书写本应出现的讳字。沈约修《宋书》时，把刘裕写作刘“口“，用符号”口“代替南朝宋武帝之名“裕”。
姓名书写方式的简省写法是姓名屈于修辞的需要，削足适履的一种记载方式，这种省写名称只在书写或称谓上偶一为之，离开了那种特定的书写和称谓环境，大家又写原名了。
姓名的省略，春秋之世已成习惯，自元朝以下骈体诗文流行，为求对偶，不惜剪裁，人物的姓名往往都人为地削头去尾，仅留一、二字以代。
翻阅古书，这种姓名的省略俯拾皆是，如李商隐有诗句：“玉桃偷得怜方朔”，杨雄文《法言》：“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子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白居易诗：“凭君一咏问周师”等句，文中人名，皆为省写。方朔者，东方朔也；原者，屈原也；如者，司马相如也；周师者，白届易自注曰：“周师范也。”
古人文章，姓名三字常缩作二字，二名之字省称一字，如孙弘，方朔，马迁，杨意，班婕，葛亮，刘牢，鲍，舒，重等，或以就对偶：“诗赋遗词安字，自有其例”，或以表敬意“言徵不言在。”
杨树达在《汉文文言修辞学》第十八章《省略》中，对姓名省称现象条理化地加以分析，兹引用于下：
一、姓省称。如百里奚称“百”，诸葛亮称“葛亮”，司马光称“马光”，东方朔称“方朔”。
二、名省称。如晋重耳称晋重，展舆称展，息姑称息，蔺相如称相，申包胥称申包，郦食其称郦其。
三、字省称。如王莽字巨君，单称巨，杨雄字子云，称杨云，陶潜字渊明，称陶渊。
四、姓字连省称。如司马长卿称马卿。五、官省称。如班婕妤称班婕。
六、谥省称。如秦惠文王称惠王，汉诸葛忠武侯称武候，昭襄王称昭王。
七、译名省称。如呼韩单于称呼韩。
姓名的省略亦是利弊并存，其弊常造成姓名的讹误与纠纷。如“春明门”的门额上书有“眷明之门”字样，而门外路旁有一墓碑，上题：“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一达官贵人巡游至此，见后指点说：春明门额正方，故加之与陪衬，此墓碑直书长行，只合题萧望墓，又何必用之字呢。其实，达官有所不知，萧公姓萧名望之，非萧望也。另有萧方等误为萧方，卢鸿一误为卢鸿的，非诸公有意省写姓名，实不知其名之所以然也，这些都不能计入省称之列，只好打进“误省“之行了。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第三个独特点，主要表现在姓氏方面，由于寻根意识影响，人们对属于自己的姓氏持保守态度，不大愿意理会现行的文字方式。50年代，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但许多人不愿丢弃旧姓，而袭用了应被简化的姓氏，以致不少被简化的繁体字作为姓氏依然存在，如雲/云，郁/鬱，阎/闫，於/ 于等，如今仍是两种并存，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其姓於字应简为于字，可她的姓名却一直是用“於梨华”三字。
关于姓名用字字形的独特性，最后再说说名字与字体的变化。
姓名作为人的代号，有着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特殊作用，这就决定了有人利用姓名字形的变化，或增笔减笔，或行书草书，另作图谋。这方面也有不少各遂所愿的故事。
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清朝雍正皇帝胤禛。从名字上增笔舞弊而取得皇位的。康熙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决定传位给“十四阿哥胤祯”，四阿哥胤禛的宠臣鄂尔泰、张廷玉为了给他谋取皇位，在遗诏“十”字上面加一横一勾，又改祯字为 字，于是遗诏变成了传位“于四阿哥胤禛”，四阿哥轻而易举地窃取了皇位，鄂、张二人也因奉立有功，配享太庙，清一代汉人中只有张廷玉一人膺此特典。他这几笔几画，真是值得很呢。胤祯死后，雍正仍心有余悸，为消灭形迹，追改其名为禵，并将《玉牒》等官书都尽量涂改。因为改“祯”为“禛 ”，音同义同形似，尚嫌略有痕迹，不如改为禵，则形声均异，更臻周密了。
明末马士英乃权奸小人。马擅画鹰，南明的小朝庭覆灭后，马身败名裂，当时收藏马画的，均将马士英的署名改为“冯玉瑛”，这也是姓名增画的事件，但不能算舞弊，毕竟其人可杀，而其才可怜矣！
姓名的增减笔画之外，又有人故意在名字的形体上埋下伏笔，于隐约间抒其寄托。如杰出画家八大山人、牛石慧，二人本为兄弟，皆朱家后裔。明末后期，八大山人隐居不降而为山人，去朱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取以为名，“八大山人”四字连在一起竖写好像“哭之”或“笑之”，牛石慧三字的签名，看上去却像“生不拜君”字样，二人在姓名的书写中埋下伏笔，表达孤臣孽子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绪。
近人张发奎将军，签名喜草书“奎”字，看似“大王”，人皆戏之为“张大王”，而张发奎呢，本人也常以山大王自嘲呢。
故意缺笔以示别义，也有人在姓名系统中予以使用。有人号其斋曰：“虫二之斋”，问他才知乃“无边风月之斋”的别写，又明初小说家吴沃尧字茧人，某女画家以一扇相赠，题款时把“茧人”误笔为“茧仁”，吴笑着拿给友人看说：“今后我由人变成蛹了。”名字增笔亦增一谐，也是一趣。
姓名字形的特殊性只讲这么四点，从中的利弊得失中，我们认为，取名于字形应该引起这几方面的注意：
首先要多用规范字，少用异体字。由于历史原因，汉字存在许多异体字，50年代，国家文改会对异体字进行了删改，在字形方面有了统一的规范，是为我们取名用字的范本。如今有人为示水平高，给孩子取名带一些“喆 ”、“傑 ”、“迺”之类的异体字，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交际中的麻烦，不值得提倡。
其次要多用常用字，少用冷僻字。如今只有一个孩子，不少父母为了给孩子寻一佳名，拼命往生冷字里钻，恕不知，佳名并非僻名，僻名更称不上佳名，这在上文中已有注解，还是选常用字为佳。
第三，在字形搭配上，慎用形体相近的字。如冶与治、已与己和巳、戎与戍和戌、日与曰等等，容易被人误读误记。名字在很多方面是一种交际工具，是为了让人记住的，这些字不利于人辨认，最好不用。